郑周锡讲述 郑绍兴整理
郑周锡，正安县安场镇瑞豪（现瑞濠街道办事处解放村上坝组）人，生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现年88岁。老人年近九旬，仍然身体硬朗、思维敏捷，热情健谈。郑周锡老人的儿子郑传强主要从事装潢装饰工作，40来岁。儿媳在家务农，孙子在广州务工，家庭和睦，儿孙孝顺，家境殷实。他家三百多平方米的水泥平房装饰一新，摆放着电视、电脑、洗衣机、沙发等现代化家俱。“现在物质产品丰富，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感谢党的英明领导！”老人与笔者对话时，笑容满面，十分自豪，淡定从容。当笔者问及他年轻时是否吃过苦，老人立即收起笑容，陷入沉思，随后向笔者叙及其苦涩的记忆。
一九五零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民生产生活还普遍较为困难。郑周锡老人那时只有十五六岁，父母先后离世，三个兄弟分别是十岁、五岁、一岁。母亲去世的时候，四兄弟还是个幼儿，什么都不懂。他以为母亲还活着，哭着要母亲喂奶，凄惨的景象让人泪目。
郑周锡长兄代父，凭自己的劳力和智慧支撑起那个摇摇欲坠的家。为了解决经济上的用度，他除了努力干农活、还不得不跟随当年下重庆做买卖的挑夫大军，重走前人走过的古盐道，去繁华的大城市那里赚钱。好在，郑周锡十四岁时就已经结婚成家。向邻近亲朋借了点钱，买一幅专门挑鸡蛋有盖子的竹篓子。初次下重庆，他在安场，瑞溪等邻近场镇收购了五百个鸡蛋，央求经常去重庆做买卖的两位长者郑绍福、郑周孝一起同行。起初，郑绍福、郑周孝二人觉得他年龄太小，怕坚持不下去，不愿意带他一起去。通过郑周锡软磨硬缠，说了好多求情话，并许下保证，一定不拖累他们。郑绍福，郑周孝私下商量了好久，才勉强答应让郑周锡“入伙”。
出发前，按照郑绍福、郑周孝的传授的经验，郑周锡准备了三双草鞋，一幅脚码，两幅草潢子，以及随身吃住所需的用费，他们约定了一个日子出发。天刚亮，吃了早餐，郑周锡担着高挑竹篓子，紧紧跟随二人出发。从瑞濠到安场，至前进村罗岭堡住宿。郑绍福、郑周孝担的是棬油，按一日三餐生活方式，每到一个客栈，就在主顾家买米、买玉米、红苕等生火煮饭吃。那时的米价大约8分钱一斤，玉米5分一斤，红苕2分钱一斤，生活费用每餐大约花一角多钱，加上住宿费用，每天的用费不到一元钱。郑周孝担的500个鸡蛋，是在安场、瑞溪等场镇3角钱10个的价钱收购的，总共花15元钱。其重量加上篓子等，大约60斤。他们按照惯例，“未晚先投宿”，因为怕晚了走不到下一个客栈；一般下午4点左右到了一个客栈，就得住宿，免得摸黑走路。第二天到达新州向家坝，第三天到达四川省合溪场环铺子，接下来是萝卜坎、凉水井、玉牙口、黄角垭等地，从安场到达重庆，总共用了八天时间。
古盐道，从安场到重庆总路程约515华里，因大家背着或者挑着一百斤左右的物资，加之每到一处客栈需要买粮买菜煮饭，每天只能行走约60至70华里。这个里程，看似不远，实则费力。因山路陡窄，实在很难找一个较为平坦的地方休息，右肩担累了，两手用力上抬，换在左肩，如此往复，感觉肩膀上的肉皮都掉了一层，疼痛难忍。大家负重行走，时常全身冒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得时常小心；不能碰到土坎岩壁，更不能失脚滑坡。否则、人伤货损，哭笑不得。大家每走一步都小心谨慎，暗自鼓劲。只有到了比较平坦的地方才可以歇稍停息，相互摆谈，互相鼓励、嬉笑一番。因脚下用力，一次来回通常要穿烂三四双草鞋。
到了黄角娅后，所有到重庆去卖货物的人都要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依次登记、上税，有了手续，才能到重庆集市上卖。郑周锡老人的500个鸡蛋，在重庆集市上以8角钱10个的价格出售，只卖了2天就卖完了，有几个破壳蛋，就以本钱3分钱一个或者5分钱一个出售，500个鸡蛋，大约赚了24元钱。郑周锡心里盘算了一下，除去来回路上的生活费，住宿费，大约可以净赚10元钱，他心里很高兴。
郑周锡卖完鸡蛋后，他看到重庆集市上的柑子大个，便宜，买一个吃后觉得味道不错。他花了3角5分钱买了100个柑子大约50斤，等同去卖棬油的郑绍福、郑周孝卖完棬油，也买了近百斤自认为可以赚钱的胆巴后就结伴返回。在返回的路上，郑周锡以3分、4分、5分钱一个的价格沿路叫卖，只走成半路就卖完了。本钱是将近1分钱3个，这个利润赚头也相当大，100个柑子卖了总计有4元2角钱。郑绍福和郑周孝都夸赞郑周锡年纪虽小，但脑筋灵活；而他们自己买的胆巴还得挑回安场市场上卖，比较费力不说，还得另外花费几天时间才能卖出去。回家细算后，郑周锡第一次下重庆来回花费了18天时间，净赚了13元钱。这给他今后战胜困难，支撑家庭带来了信心和勇气，最终把三个兄弟带大，并为其安排结婚成家立业。
当时，因三个兄弟年龄太小，单靠妻子难以照顾好。郑周锡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做农业和操持家务，他不能像有的邻居专门下重庆从事买卖，每年只能利用较为清闲的时节，一个来回十七，十八天，赚钱来补贴家用，每年去重庆大约10次左右。他记得有好几个好心的客栈主顾，见他年纪小，出于怜悯，不收他的住宿费。郑周锡常常为此感叹:天下还是好人多。郑周锡还说，当时重庆那边的人普遍称贵州人为“三五棒”，意思是长在边远偏僻的山区，没有见过世面。重庆是大码头，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当地的扒乎也多。许多人都着明里暗里被扒手“扒”过。好在，当地有一个栈房老板叫何道全，此人身材魁武，武力过人，为人正直且能主持公道，时常为贵州人撑腰。在他家住宿的贵州人都能得到保护，郑周锡他们在重庆没有着扒手“扒”过。在重庆期间，为了保证钱财安全，他们大都将钱财寄放在何道全店上，在即将回转的时候，才从铺子里取出来，对铺子老板也是非常的信任。
以后的日子，郑周锡收购转卖过棉絮，衣服等。他来回重庆做生意的时间持续了5年。5年时间里，郑周锡从没有亏损过。在记忆中，从四川南平出发就是磨沙石路面，很费草鞋。大山是翻了一座又一座，有的山岩特别陡峭，行走非常艰难，特别是凉水井上石梯子，有的路几乎要靠手攀着石头才能上去，至今想来还心有余悸。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大集体时期，郑周锡抽空到安场夏家沟买窑罐到高山换大米，包谷，大豆、辣椒等粮食，或者到桥溪河背煤炭去县城卖，都是起早摸黑的，日子过得比较艰苦和艰辛。
通过艰辛的努力劳作，郑周锡的兄弟也慢慢长大，开始分担家庭责任。二弟、三弟到了学习年龄，他们放学之后，也开始背煤到离家十多里路的县城换钱。最辛苦的日子，他们下午放学后，回家胡乱吃些东西，就到桥溪河煤厂把煤买好、放好，不回家，就在路边一些农户圈顶草堆里躺着过夜。次日，天还没亮，就匆忙赶到县城，把煤卖掉，再回学校读书。读书的书包，也在头一天委托邻居，帮忙送到学校，不断重复这样的日子。
现在，郑周锡老人在家贻养天年。他家庭和睦，每月能领到168元的养老金。儿子儿媳也很孝顺，特别是现在上坝生产队家家都建起了水泥楼房，通水泥公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轿车，人人用上了手机，每餐都能吃白米饭和猪肉，去正安县城仅仅需要十多分钟的车程，与城里人的生活完全一致。而且，在正安瑞濠工业园区百多家企业中，本生产队的就有神曲、贝加尔等5家吉他企业老板。看着当年生活艰苦的打工仔——“干人”扬眉吐气成为一方富户，郑周锡老人心里比吃了蜂蜜还甜。他有信心活着超过百岁，尽情感受党的温暖，尽情享受当下小康幸福生活，共圆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