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程宗功
[摘要]明代文学家钟惺、陈组绶、凌蒙初不教条于前人研究的本本主义，从个人体验出发重新定义了《诗经》“活物”说，从阐释理、事、情的老思路发展为剖析文、法、趣的新方向，为后来研究《诗经》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诗经》的“活物”并非源于其已然定性或微析化的文本内容，而是在于其具有相对成熟的生态组织结构，能够牵枝挂蔓适应社会发展不断自行推进和繁复衍变，同时包含各种自变量的知识溢出原体，是中华诗词文化的情感基石、载体根本和理论依据。研究《诗经》的知识溢出效应，对学者研究前人著作及分析后人创作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诗经；知识溢出效应；绝句；观察；关联特征。
[正文]
自宋以来，诸家研究《诗经》的作品逐步增多，在内容上也逐步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做深辟性、延展性、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微观方向在文本本身从《诗经》的义、理、论、象、韵、字、作者、版本等内容上做更加深入的考辨挖掘；宏观方向在《诗经》的思想、价值、意义、作用、次生创作等等形态上做更为广泛的探索阐发，其他不乏尝试带入函数公式或新的计量统计方法做不同层面的总结分析。
知识溢出和知识传播都是知识的扩散方式，知识传播是知识的复制，而知识溢出则是知识的再造，知识溢出过程具有链锁效应、模仿效应、交流效应、竞争效应、带动效应、激励效应。笔者认为《诗经》的溢出效应和中华诗词文化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相互作用的联系，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必然产物造就了《诗经》这一中华诗词文化的基点，而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尤其是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知识溢出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蔓申出如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及现代诗等创新型、灵活型适应同时代发展需要的各种载体形态，同样的通过这一途径将原有模糊不清的或界定不明的单体组织发展成有规律有框架更为细致化来辅助各种载体形态的如格律、韵脚、起承转合、八股等复杂系统的运行单元。
时间截面又称时间断面或时间剖面，该概念是建立于笛卡尔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之上，是指在庞杂紊乱的纷纭现象之外，采用截面形式来构思和分析，将常识之外的现象剖析为合乎常理的之中的规律。该概念分为“截面”和“时间序列”两个维度，由此两个维度的耦合形成时间截面的数据面板，并根据此可以推导观察《诗经》在时间截面下的知识溢出动态曲线。
马克思思想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该理论同样适用于《诗经》的研究，《诗经》对于后世创作的影响是根源性的，是无可替代的。本文将从《诗经》在知识溢出效应下的时间截面观察这一“上层建筑”来反究作为“经济基础”的《诗经》本身。譬如我们研究自然界中的风，但不是从风的生成、形态、定级等物理性质方面研究，而是从摇动的树枝、涟漪的波浪等态象上来反究风的各种特征和作用。“乐府本自古诗而意反近，绝句本自近体而意实远。故求《风》《雅》之仿佛者，莫如绝句。”（杨慎《升庵集》），因绝句作为与《诗经》最为相似关联性最强的体裁，也是以现象“上层建筑”研究本质“经济基础”的最好载体，且笔者又有二十余年的《诗经》研读和近体诗创作经验，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本文将采用读者较为熟悉的、社会通行接受度最高的绝句体裁与《诗经》的关联特征来研究和阐述《诗经》在知识溢出效应下时间截面观察的结果。
一、以十五国风为例，论《诗经》溢出效应的关联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源自民间歌谣，具有强烈民族色彩地域特色的的十五国风，是充斥各种符合诗歌本义最基础的感情表述，非“空示外貌而乏内容，可美观而不切实际”（袁枚《随园诗话》）。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召南》）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陈风》）
最基础的感情表述是诗歌的源头之一，如《召南》、《陈风》的叙述方法，以主观感情直述或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为溢出的路径，该理论是知识溢出效应下构成关联网络结构的根基。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张九龄《自君之出矣》）
笔者试截取能够上承《诗经》《乐府》谴意，下启别情发端的唐初绝句反导《诗经》的关联网络结构。“韵古则调高，情真则意远”（胡应麟《诗薮》）韵古和情真是区分六朝齐梁乐府和《诗经》风格的主要因素，从《自君之出矣》以月减清辉来追溯思君的主题反究《召南》的汜、渚、沱，悔、处、歌到之子归，不我以、与、过，可以看出同类感情表达层次渐进过程渐进的赋兴向更为委曲的兴做推进，既将情真逐步加以修饰再修饰，上作是两者间的过渡风格之一，而这一转变并非一路通途的，在修饰至初步形成诗词体例范制时，即形成由情真到韵古的转化，当韵古进度到更为精微的状态时同代作者会将精力在用韵、用字、用词上作更精细化的要求并制定许多成熟理论作为拘束，由此即可追溯如诗词格律的雏形、字词格调声韵论的“八病”、以及绮丽四六文的齐梁余弊等等。感情在诗词的表达方式上向规范化发展的同时又趋向于过“左”的方向发展，为改进该状态继而迫使诗词向删繁就简具有革弊灵动的形式上去。
上作《自君之出矣》就体现在《诗经》溢出至初唐这一段的诗词定型后的第一次修正。直述情况、委以类比、烘托主题，以直接场景代替循环往复层层递进的叙述，以简单逻辑代替繁缛复杂声偶条格的赘冗，而文字条理的简约化要求诗词更为灵动更显紧凑、精炼化要求诗词愈加有力愈多变化。由其渐变过程可以得出《诗经》溢出的关联网络结构即形成对诗词感情表达并做初步修饰包括灵动、华美、有力、紧凑、变化等，借以一定的修辞或写作技巧如示现、比拟、存真、反叠、跳脱、省笔、倒装等影响因素作为表现手法。通过不同表现手法的影响因素，反哺各关联网络结构的各单元，达到诗歌表达的“句绝而意不绝”（杨载《诗家法数》）。
二、以大小雅为例，论《诗经》溢出效应的生态组织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诗歌是一个渐变发展非固定的态象，因本文研究方向，在此暂不谈《诗经》向四六文、唐诗、宋词、元曲等发展的社会原因。而诗歌处能在渐变发展非固定的态象上，深辟就里，是因为《诗经》溢出效应下存在能够长期渐变发展的生态组织结构。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四月》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雨无正》
《诗经》中的大雅小雅多源自采订说，是周畿的雅乐正声，是由自生成于民间歌谣的十五国风到固定创作的周鲁商颂的宗庙祭祀的中间类型，同时也包含了以上两个类型的自生成和固定创作相融合特点。中华诗词文化也是基于自生成和固定创作相融合下的能够不断发展的生态组织结构。
“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徐凝《庐山瀑布》）
在经历诗词定型的第一次修正后，唐诗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各作者在盛唐的作品下也急需找到能够百花齐放风格迥异的突破口，这种不断突破的主观能动性就推进了中华诗词文化能够从《诗经》中源源不断汲取养分而持续发展。上诗《庐山瀑布》曾被苏轼称为“恶诗”，但不能否认该诗正是这一突破下的尝试作品之一，作者虽然走了取巧手法未深入主题，但却另辟蹊径从字词的大胆运用撞击吸引读者的眼球，剖析这一作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可以研究《诗经》溢出的生态组织结构及相关影响因素。
“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班固《汉书》）是《诗经》的特征之一，也是唐诗延续不断能够突破高点的内涵之一，后来作者在追寻新的出路上，不乏有向新颖方向发展，而该概念下就有了上诗，许凝在单点上选择以取巧、新异、忽略内涵的作品，譬如上诗的“界”字可以为诗眼以博眼球，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字都是诗眼，但作用不一，绿和闹结合上下文是衬托主题的延展主题的闪光点，而界字仅是客观景观上的形容差别，并不能扎深内涵。究其原因是跟脚并不牢固，无牢固之跟脚便不能使读者想的来思得去，而作者却又欲使读者看的住记得了，促使上诗在“其事不核”的客观条件下仅以其虚美辨华的角度作突破。同因，该诗对当代诗坛很多绝句作手造成了追求个别字新巧怪僻而无视内涵深入的影响，但更多的当代作手在诗词本身的思想性意义性上做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尝试。
上诗的歧路或其他诸多派系诗的不断试错不断择选的过程和经验都是诗词的发展，我们无法忽略这一过程。由此以内涵为单一核心，以诗词单体截面视角观察《诗经》的溢出状态下的生态更替和演进，便形成多元化的组织生态系统。可以得出《诗经》溢出效应下的生态组织结构包括创新、修辞、锻炼、合情、适用等，以体裁、主题、兴象、气格、叙述方法等为影响因素。在其横向和垂直的空间结构中，不断分化不同的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本形式以及各节点上种量越多内容越丰富的能够自行进化衍变的生态组织结构。
三、以周鲁商颂为例，论《诗经》溢出效应的变量作用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诗经》于中华诗词文化如根基和源泉，不断的延伸出不同的体裁不同类型不同主题的枝杈藤蔓，由此形成渐进型的发展，但又存在不同于溢出效应下的生态组织发展的变量作用结构，变量作用结构的分析用于辨别和处理不同层次自变量的解释来源和文化发展的非预见性结果。
“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无恶，在此无斁。庶几夙夜，以永终誉。”（《振鹭》）
“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我将》）
周鲁商颂是宗庙祭祀的礼乐，除了体裁内容的要求上合乎情境等限制，还有很多的历史宗教社会态度的显现。这种主题半限制的创作和后来的诗词在格律词谱半限制的无主题创作都是激发诗词自变量作用因素。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袁枚《苔》）
上诗是一首以物喻人，以小见大又激励人心的作品，是处在诗词规范已经明晰各种理论及创作方法已经成熟下的倒模诗的大环境下，在固定体裁、主题、格律、用韵的基础上的创作，尤其是经历前后七子复古论的诗词主张和重压之下，从所谓的倒模诗中以单行主题来释放性灵个性和表达个人感情况味的目的。该时期在作品上虽然远没有达到盛唐的高峰，但是在创作的规范上技术上达到了大成的境界，而在规范和技术的临界点上必然推进着诗词的自变量结构衍变。上诗又不同于张九龄《自君之出矣》，作者在同样运用简单类比表达感情的思路中带入小与大，人与物的唯心比较哲学观点，除此之外归纳总结还有其他包括意向浮现的抽象交错，时空设计的融合分设，密度的反叠留白等等都是常见的溢出变量作用结构的手法，较《诗经》周鲁商颂的限制下有了更加灵活运用的技术提升。生态组织结构下的变量组织结构这仍是一片广阔的可探索空间，每次诗词的进步和修正都在有变量结构相作用，是《诗经》和历代作家在知识溢出效应下，给当代乃至于后代留下的能不断创作不断步向文化高峰的无限可能。
综上，通过截面观察《诗经》溢出效应与绝句的关联特征，得出《诗经》溢出效应下的关联网络结构构成中华诗词文化的基础和体系；《诗经》溢出效应下的生态组织结构是中华诗词文化能不断调整演进的相匹配的规则和途径；而《诗经》溢出效应下的变量作用结构是中华诗词文化能够不断突破发展的动因，三者协同作用并推动着中华诗词文化在《诗经》这一沃土上往更多元更广泛的空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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